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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因良心在跳动 《中国青年报》1998年11月16日
一个发行彩票的人，干起了穷孩子基金会； 一个省委副书记在弥留之际，听到为穷孩子捐去两千元钱才闭上眼睛； 一个面对别人饭盒里的饺子，流过口水，却毅然走向廉价饭菜窗口的孩子，又把自己的救助款转给了别人…… 一个发行彩票的人，干起了穷孩子基金会； 一个省委副书记在弥留之际，听到为穷孩子捐去两千元钱才闭上眼睛； 一个面对别人饭盒里的饺子，流过口水，却毅然走向廉价饭菜窗口的孩子， 又把自己的救助款转给了别人…… 这些都是为什么？
郑亦工 1997年，高考通知书发下后，山西省平顺县一中的吴老师带着个人，到一个叫中五井的小山村，找他的学生王海丽。海丽考上了大学，那人要考察她家是否真的贫困，如一切属实，他们的基金会将给予资助。 海丽的母亲被从地里叫了回来，很不情愿地让客人们参观了破家，胡乱回答了几句，就推说活儿紧，上地里去了。一年后，海丽的妈见到吴老师，那个后悔呀。说当时她不信有这样的好事，家里穷，怕他们留下来吃中饭。没想到…… 1998年8月26日，王海丽再一次领到资助金，踏上返回雁北师范学院的列车。至今，已有210名学业优异的特困生，像她一样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资助。 帮助他们的组织，叫长治市“优秀穷孩子教育福利基金会”。长治每一所中学的孩子都知道有这么个组织。当地报纸称，这是全国第一家长期对优秀特困生进行资助的社团组织。 9月底，我去了长治。 当官的孩子没问题，大款的孩子没问题，穷人的孩子靠谁呀？ 34岁的申旭峰是这个基金会的秘书长。他原来是市彩票发行中心主任。 “干闲着，闷得慌。卖彩票一年就忙那么两三个月，剩下的九个月就闲着，咱又不是那种人，能在麻将桌边哗啦哗啦过日子。” 一件偶然的事，促使申旭峰开始关注一群特殊孩子的命运。1996年，申旭峰下乡，在沁县宾馆里吃饭。席间人们说，端饭的姑娘是个苦孩子，爹娘都是疯子，常把她姐弟俩打得鼻青脸肿。爹死后，弟弟王志伟考上省重点高中，却无力上学，后在学校帮助下才重返校园。姐姐在这里打工，就是为弟弟挣学费。 申旭峰到沁县一中找王志伟，想帮助这个孩子，结果老师又推荐了温国华。这名初二生是全年级的前10名，书画在全国获奖，然而母子俩以捡垃圾为生，鞋是捡的，吃的盐也是捡的。同学们为温家捐过一个石英钟———在此前，为了不误孩子上学，母亲每天早早就起来，坐在门口听火车…… “这么高。”申旭峰比了个手势，看上去有一尺，“把我吓了一跳。” 原来想帮助一个人，结果却发现需要帮助的是一个群体。申就把见闻和思考，写到当地的报纸上了。“尤其是高校收费并轨后，不能把所有的孩子都推到社会上。当官的孩子没问题，大款的孩子没问题，穷人的孩子靠谁呀？”申旭峰说。 文章被市委书记谢拴贵看到，问申有什么具体打算。谢也是穷孩子出身，当年就是靠助学金才完成了学业。 “今年彩票卖得特别火，收回的福利资金有一千万元。能不能拿出点钱来，弄个基金会，定期资助这些穷孩子？” “有什么困难？” “这笔资金就在我的账上，但不能随便划走，要民政部的批准哩。” 事情很顺利，民政部同意他们尝试。150万元就这么划过来了，成为首笔基金。长治市的领导，企业家和普通市民也纷纷捐钱，算下来，基金已积累到170多万元。 有些钱捐得让人久久难忘。 有一次，申旭峰到太原，去看望原山西省委副书记王大任。请他为基金会题字。王老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但仍戴上眼镜仔细看了申带去的宣传材料，回头对老伴说：“给孩子们拿上500块钱吧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”老伴很为难：“外孙上大学，刚拿走1000块钱，家里凑不出这么多钱了。” 有天，王老一直想说什么，老伴就一件件地问他，王老一直不肯点头。老伴突然想起这事儿，问他不是想寄钱给穷孩子们，王老这才眨了眨眼睛，老伴又问他寄多少，一直问到两千，王老又眨了眨眼睛…… 有天，长治光明商贸公司的经理王翠平来到了基金会，捐了3万元现金，人们非要问她有何想法。王说：“不瞒你说，人们知道我有钱，找我要钱的人多哩。对于那些得了绝症的人，我是一个钱也不给。他们已经没有希望了，投再多的钱，还不是感情和金钱上的浪费？可这些优秀穷孩子，都是人才哎，不能没有钱就上不了大学。孩子们虽然没钱，但有的是希望哎！” 爱，这就样一点点地汇集起来。 可这是善款呀，我不能谁跟我近我就给谁，谁的官大我就给谁 申旭峰递给我份材料，上面有基金会的资助标准。本科生每学年500元、专科生400元，直至学业完成。 “这点钱是不是太少了？”我问，“报上说，每年收3500元学费的高校比比皆是。” “嗯，基金底数不够大。” “为什么不集中资助，比如说由100人变成50人，甚至30人？” “我们想扩大影响，好获得捐助。另外也不能把孩子养起来，丧失争取奖学金及勤工俭学的动力。” “救人如救火，可这点钱能顶什么用？” 申旭峰显然有点不满：“我正好要下乡，你跟我跑一圈，看看就知道了。” 我们去了平顺，在这个国家级的贫困县，基金会今年资助了9个学生。 我一进那间小屋，就被呛人的气味顶了出来，石秋香的哥正瘫在床上，大小便不能自理。 1995年8月，高考分数下来，石秋香走定了。父亲求亲告友借了3000元给她作学费，然后就和她哥到地里收花椒，好再筹几个钱。地边有棵核桃树，哥上树摘核桃想给妹带上，不想却从树上摔下来，一块石头正好垫在脊椎上。这一天，秋香的通知书到了学校。 秋香的哥就这么瘫了，把学费和借来的钱都花了，也没有治好，只好抬回家中。 母亲说秋香：“你就到家吧，出去咱住不起。” “到家，到家，你就知道到家。”秋香仍然准备东西。 开学的日子一天天近了，父亲又劝她：“我又有病，干不了重活儿，你留下能帮我顾了生活。”秋香几天不吭声。“后来是她姐夫说了句话呀，”秋香的妈笑着说：“人说妈呀，咱县上可有考上大学家里供不起的孩子，给气疯了的，你不要闹得一个瘫了、一个疯了，日子该怎么过。他爹就慌了，闺女有出息，是爹妈没本事，再借也得让人家上啊。” 秋香的爹被从地里叫回来，满手漆黑，收花椒弄的，“基金会帮了我家大忙了，500块钱不少啊。”他说一年的收入全指望花椒，好时收400多斤，可今年收价只有3块多钱一斤。“没办法，就这么过呗！”他蹲到了门边。 我们后来又去了5个孩子家，每到一家，我的心就缩那么一下。 “我们帮助的就是这样的人家。”在回程的车上申旭峰说：“申请的人太多了，我们发愁如何选择。” 评选过程是这样的，学校从取得录取通知书的学生中，推荐家境窘困者，基金会的理事根据原则进行投票，优中选优，困中选困。基金会再上门回访核实，以保证善款用到最需要的地方。 “基金会的资助是笔钱啊，会不会有人通过关系，或者送点礼什么的，来得到这笔钱？”我有些疑问。 确实，人们通过各种关系找申旭峰，弄得他非常为难：“做点好事也要得罪人呐，可这是善款呀，我不能谁跟我近我就给谁。谁的官儿大我就给谁。” 有一次，某县检察院来了个老太太，拿着领导的条子。她丈夫是原来的副检察长，死了四五年了，孩子考上了大学，哭哭啼啼来了好几趟，申旭峰都婉拒了。 过了两天，县检察长的电话打到办公室，为这家讲了20分钟的情。申明确地回绝了：“老太太有退休金，孩子的3个姐都在城里工作，借也能借上。比农村的老百姓强多了。我们的钱太少了，只能资助那些特别困难的。” 申旭峰说这事儿的时候，还有点余怒未消：“人家既然那么困难，检察院就不能资助一下，非要打我们的主意？”当然，还有更可气的事，个别学生故意夸大自己家的困难，以骗取资助。 “我发现这种情况，特别气愤，这是品质问题，对于这样的人，我们发现一个停一个。” 这时，有人在轻轻地敲办公室的门，声音轻得能想见敲门者诚惶诚恐的样子。这是考上中央财经大学的李锦文的母亲，她来领资助金，进门就道谢。 “亲戚朋友都借遍了，再借人家也难啊，这时候得到资助，真是雪中送炭，感动得孩子说，妈，这是家乡人在帮助咱们呀！” 关上门，申旭峰的表情已和刚才大不一样了，“唉，每年有300多个孩子在申请，而我们把200多人都推出了门外，想想那些被拒绝的人，我的心里也难受呀。” “要是有1000万元基金，那该有多好！”他头朝后仰，倒在椅子里，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天空。 我希望10年20年后，还有人保留着这个证，翻出来时，仍能够心头一热 9月24日早晨，基金会又收到4封大学生的来信。申旭峰舒舒服服地陷进转椅里，那样子不像是在读信，更像是在欣赏刚刚发表的作品。“这是我工作中最愉快的时候，我在拆信时有说不出来的快乐。” “建立这个基金会，不是光给孩子们俩钱的问题，而是个扶人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要与孩子们保持通信，舒缓他们思想上的压力，给予精神上的鼓励。” 结果，基金会又办成了一座心灵驿站。 在这4封信中，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常建林的信，让人不忍卒读。 在信中，常说今年清明前，派出所所长之子，拉着派出所的人开车翻到他家菜地里，辗坏了出苗的蔬菜，常的父兄就要了200元赔偿费。哪想几天之后，派出所的人以私藏枪支把其兄扣走，在凑足罚款后才赎出人来。 “新的一学年又要开始，这对我和父亲来说，无疑又是一次金钱的洗劫，本已难以维持生计的家里，却又遭了1000元的罚款，这对父亲来说也真是雪上加霜。况且我去年的学费到如今也未能交上，今年开学，学校再一次催交学费，我无计可施，也不知如何是好，也不知将有什么可怕的现实降临于我。” “你们记者能不能帮帮忙？” “那得去调查一下，看是否属实，看派出所罚款有没有依据。”我说。 申旭峰在地上转了两圈，“那我先把这封信送给县委书记吧，我和人家还有一面之交。我得赶快给孩子写封信，别让他想不开。” 因为穷，这些孩子有没完没了的烦恼。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的李希梦，就有过这样的遭遇。 有一次，同宿舍的人丢了饭票，马上就怀疑是她。希梦回到宿舍，蒙头哭了好几个小时，，甚至想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 “这是不是贫穷的过错？”李希梦来信问。 “有的事，孩子们不能对人说，父母、老师、朋友都不能说，但他们愿意告诉我们。”申旭峰说这类信都得赶紧回复，不能有片刻迟疑。 今年暑假，基金会组织51名受助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，想让这些孩子，建立联系，相互沟通，用集体生活的温暖，驱散受人歧视的阴影。 然而劳动起来，才让人大吃一惊，在农场里拔草，锄地，吊吊西红柿，没几天孩子们手上就起了血泡，有的还偷偷地哭了。原来虽然大多是农家贫寒子弟，却因学习好备受宠爱，几乎没有干过什么活儿。 申旭峰就给他们开会。“大家都是穷人家的孩子，但吃不了苦不行啊。优秀穷孩子不光是有知识，还要有素质。不仅要有书本知识，还要有吃苦的毅力。” 一方面这么教育孩子，另一方面申旭峰又发动社会各界去关心这些孩子。农场职工羡慕地说在这里劳动了一辈子，也没有这么多领导来看过。 “我不这样看，这些孩子从生活里，体会更多的肯定是严酷，所以我们必须给予温暖，来改变他们对社会的印象。” 这期间发生了个小插曲。有天，农场职工找到申旭峰，说你的穷孩子不穷嘛，还有带BP机的。申叫过那个女孩一看，哪里是什么BP机，不过是玩具表。一查，四分之三的孩子们没有表。 这时，新任市委书记闫爱英要到农场看孩子，听说后，就给孩子每人买了块石英表，孩子们都很高兴。此前，有孩子写信给市委，说基金会帮助我们完成学业，可是将来分配也许找不到单位，这是不是种浪费？ 闫书记招呼孩子们与她合影。“孩子们，我送你们表，是希望你们珍惜时间。要努力学习，将来建设家乡。你们毕业后，如果我还是市委书记，找不到工作，就拿这张照片来找我。” 这次活动给每个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很多人说没想到市里这么关心他们。孩子们在信中把基金会叫“家”，一个学生写道：“我把家里的信拿给班上同学看，同学们都很羡慕我，我心里真高兴。” 孩子们在给“家”的信中说，他们已经开始彼此通信。友谊在温暖地流淌，充满孤独的心房。 今年，基金会在发钱的同时，还给每一个孩子发了张优秀孩子证。“贫穷有什么过错，贫穷也可以变成人生的动力。”申旭峰对孩子们说。 “孩子们都愿意接受这个证吗？会不会有的人把它扔了，害怕别人说穷？” “很有可能啊，”申旭峰叹了口气，“不过，我仍然希望10年20年后，还有人还保留着这个证，从箱底翻出来时，仍能够心头一热，跑来告我，他为自己曾是优秀穷孩子而自豪，这5个字照亮了他的人生。” 真希望早点儿毕业，好早些加入你们的行列，帮帮那些有才而无钱的同学 我不知道这种资助对那些孩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，就要地址，想回太原采访他们。 “地址都在这上呢。”申旭峰递给我份刊物。“这是我们的会刊，没钱啦，办了3期就停了。” 这是份用新闻纸印刷的杂志，封面上印着优秀穷孩子几个字。封面照片上，一只手正往墙上添砖，越过手，往远处看，一幢幢高楼正拔地而起。 刊物是非卖品，每期印三千，全拿到社会上赠阅，好让更多的人关心这件事。 “基金会成立一年的时候，我给孩子们写信，让他们写点文章，讲讲自己的经历，好给以后的穷孩子一点鼓励。”申旭峰把这些来信编成了一期会刊。 这期会刊刚往社会上一散，人们就纷纷找上门来，这要一本那要一本。申旭峰问他们干什么，“拿回家给孩子们，我那孩子，每天零花钱10块都打不住，学习还提不起来。得让他看看这些故事，受受教育。”一位市委的朋友说。 转天，这位朋友又来要了一本。“一本不够，老婆非要拿到单位看，传得要不回来了。” 这3份刊物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，团襄垣县委和长治回族穆斯林在效仿他们，也成立了类似优秀穷孩子基金会的组织。 我前脚到太原，后脚申旭峰的传呼就来了。电话里他告诉我，一个受助生写信说，他想把自己的那份钱，转给另一个受助生，让那个孤儿得到双倍的资助。 这个孩子叫随路军，是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9707班的学生。 10月26日下午，当我敲开他房门时，他正拿着单放机听英语，下个星期他就要参加推优考试了，他是全班4名有考试资格的学生之一。 随路军忙前忙后地跑，又找来了另外两个受助生，女生叫李琴，男生叫孙宏兵。宏兵此时还不知道，他的伙伴已决定把受助金转给自己了。 正是开饭时间，我请他们到学校的饭馆里吃饭。 我叫了一桌肉菜，但孩子们吃得很秀气。3个孩子说他们在校尽吃土豆丝。 “一份八毛，再没有更贱的了。” “老吃，胃能顶住吗？”我问。 “我们从来都这么吃，惯了。”路军说。 李琴和随路军都说得过奖学金，宏兵不吭声，只顾喝水。 “宏兵，你没拿到吗？”我问他。 宏兵说他入校时，班里排名倒数第五，现在学习赶上来了，可体育老不行，铅球扔不远，立定跳远也不行，拉了他的总分。 “那你晚上多练练呀。”两个孩子教他。 “不行呀，跑两圈就饿了，还得再吃方便面，吃不起呀。”宏兵笑着说。已经20岁的小伙子只有92斤。 宏兵说：“我们几个在一起，很平等，不怕人家说穷，无话不说。没有基金会，我们互不认识，可是很孤独。”他幸福地笑着。 《优秀穷孩子》上面有随路军的文章： “六年的中学生涯，在十多里长的山路上不知留下了多少我的脚印，而从没有要求买一辆自行车，在校园里别人说我总是穿一件衣服，也没主动要求添一件新衣。面对别人饭盒里的饺子，我也流过口水。可是想到父母兄妹为了我的学业不能饱饱吃顿肉时，我又毅然走向廉价饭菜窗口……” “啊？”他很吃惊。 “你真的决定转给别人了？” “嗯！” “是一时的冲动吗？” “不是，”他停下来，指着路边的图书馆，“那天晚上，我们就坐在那里聊了一晚，宏兵给我讲他的故事，他太惨了，我一夜没睡，第二天就写了信。我是深思熟虑的，不后悔。” “宏兵的生活确实非常难，申老师您也许更了解宏兵。每年500元的资助，对于一个无家而又念大学的同学似乎是很少的。我决定把我的那份资助金，转发给宏兵同学。请申老师批准，也希望您保密，因为我不想伤害他的自尊心。”仿佛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决心，他在“决定”后面的话语下，重重地画了两条线。 “你家里不是也挺困难吗？”我问。 “是呀，父母都是农民，种着几亩旱地。” “那怎么舍得匀给别人？” “我哥和我妹都不上学了，家里负担轻多了。” “你告父母了吗？” “没有，但我想我爹会同意的，他在村里也常帮助别人。钱是基金会的，我不过是帮个小忙。” “可这又会加重你家里的负担。” “不，我不是那样想的，”他扭头坚定地望着我，起誓般地说：“我一定要拿到一等奖学金，把这笔钱拿回来。” “好小伙子！”我说不出别的话来，只能去搂那矮小而敦实的肩头。 在饭桌上，我曾问3个孩子将来准备干什么。 “想当工程师。”两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。随路军没有吭声，他的心愿已写在那封给基金会的信上： “……我现在真希望早点儿毕业，好早些加入你们的行列，帮帮那些有才而无钱的同学……” 和高昂的学费相比，这些资助实在是太微弱了，微弱得只能听见良心在怦怦跳动 我一个人朝车站走，夜色里的太原车水马龙，灯火辉煌。汽车尾牌上的数字却渐渐变得模糊，幻化成学生的账单。 淮南工学院宋丽婷通知书上的学杂费5000元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武建兵开学费用5000元 东北林业大学韩丽君通知书上学杂费4000元 太原理工大学孙宏兵第一年学费2800元…… 尽管乡亲们一再表示基金会的钱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，是雪中送炭，然而和这些高昂的学费相比，这些资助实在是太微弱了，微弱得只能听见良心在怦怦跳动。 我又看见基金会宣传板上，那用红字拼贴着的小诗： 在大山的深处 |